1. 定时钟的不是太阳,而是议会
地球每24小时自转一周,经度每差15度,太阳时就相差1小时。这一简单的算术,是世界时区体系的起点。半岛电视台2023年的一篇解读总结道,今天的时区体系是“1884年在美国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由世界殖民列强确定”的。近代时间管理的根源在殖民时代。然而看看地图上的时区界线,几乎找不到按15度间隔排列的竖线。界线沿着国境弯折。有的国家把五个时区合而为一,有的国家为了显得与邻国不同,把时钟错开30分钟甚至15分钟。
本文不把时区看作地理的产物,而把它看作政治的产物。文中有以一个时间宣示统一的国家(中国、印度),有向盟友看齐而调整时钟的国家(西班牙),有为配合贸易伙伴而抹掉一天的国家(萨摩亚)。还有在殖民记忆与和解信号之间来回调整30分钟的朝鲜半岛。最后是以法律规定夏令时、想废除却又停下脚步的美国和欧洲。所有案例都以官方法规和可核实的报道为依据。
2. 中国:五个时区,一个时钟,两种日常
中国东西横跨五个时区,官方时间却只有一个。半岛电视台的解读指出,单一时区虽有实际和经济上的好处,但“推动标准化的动力,更多在于1949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想要传递的信号”。文中引用的一位研究者说:“1949年以前,中国政府并未完全控制中国,共产党想改变这一点,以巩固权力并证明其正当性。”控制时间,于是成了统一中国这一官方叙事的一部分。
代价由最西端来承担。新疆的中心城市乌鲁木齐“在地理上比北京晚两个小时”。一位在喀什郊外长大的维吾尔族女性,从小看着夏天的太阳“在夜里12点左右”落下。半岛电视台采访的一位维吾尔族人回忆,20世纪80至90年代,乌鲁木齐的大学里,如果上课时间只标北京时间,一些维吾尔族学生会“故意晚到两个小时”。因为当时有一种“在新疆就该用新疆时间的信念”。在官方时钟与太阳相差两小时的地方,跟随哪个时钟不再是日程安排的问题,而成了身份认同的问题。印度也做了类似的选择。同一篇解读提到,印度1947年独立时“废除了孟买时间和加尔各答时间,把印度时间定为唯一的官方时间”。文章还说明,尼泊尔以加德满都以东的圣山高里三卡峰为基准,有了以15分钟为单位的独立时区。
中国和印度把多个时间合而为一。尼泊尔则相反,选择了以15分钟为单位的独立时间。方向虽然不同,三者都可以看作把时间当作国家宣言的例子。
3. 西班牙:1940年拨动的时钟,为何至今没拨回来
从地理上看,西班牙与英国、葡萄牙、摩洛哥处在同一经度。可它的时钟却与波兰、匈牙利相同。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2013年的报道把原因浓缩为一个年份:“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那一年,纳粹德国占领了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虽然保持中立,却把西班牙的时钟拨快一小时,与纳粹德国看齐”。“此后,西班牙在地理上虽与英国、葡萄牙、摩洛哥并列,时钟却与波兰、匈牙利等更靠东的国家处在同一时区。”
七十多年后,西班牙政府研究是否把时钟拨回去。NPR采访的一位商学院教授主张,西班牙“应该回到格林尼治标准时间,也就是佛朗哥在20世纪40年代初更改之前的时区”。他说,作息偏晚、睡眠不足,损害了生产率和家庭生活。但时钟至今没有变。西班牙的例子说明,改时区可以凭独裁者一个决定一夜完成。要改回来,却需要民主共识,得花上几十年。时钟拨出去容易,拨回来难。
教授指出的作息偏晚和睡眠不足,可以和新疆的两小时对照来读。它说明,太阳与时钟错位的代价,最终由日常生活来承担。
4. 萨摩亚:没有2011年12月30日的国家
在各种时区变更中,最戏剧性的是越过日期变更线。BBC在2011年12月30日报道:“萨摩亚和托克劳跳过一天,向西越过了国际日期变更线。……宣告12月29日结束的午夜钟声一响,萨摩亚和托克劳就快进到了12月31日,12月30日整个消失了。”萨摩亚“为了改善与主要贸易伙伴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关系”,于当年5月宣布了这一决定。邻近的托克劳则在10月决定跟进。
总理的解释说明,时区是经济地理的问题。“我们这里是星期五时,新西兰已是星期六;我们星期天在教堂时,他们在悉尼和布里斯班已经在工作了。”变更之后,萨摩亚企业可以与新西兰、澳大利亚“一周连续五天”保持联系。BBC还补充说,这次变更发生在“萨摩亚朝相反方向调整119年之后”。19世纪,为了与美国做生意,它去了日期变更线的东边。21世纪,为了与大洋洲做生意,它又回到西边。同一座岛两次得失一天,原因不在位置,而在于和谁做生意。
如果说西班牙挪动的是一小时,萨摩亚挪动的就是日期本身。这说明时区调整不只改变时刻,还能改变日历。
5. 朝鲜半岛:两次挪动30分钟的土地
韩国的标准时历史与主权的历史相互重叠。据《京乡新闻》梳理,韩国首次引入标准时是在1908年4月1日,“当时的标准子午线是穿过朝鲜半岛中部的东经127度30分”。日本强行吞并后,“从1912年1月1日起,朝鲜总督府对整个韩国施行日本的中央标准时(东经135度)”。1954年,政府“出于清除日本殖民残余的考虑”,把它改回127度30分,但没能持续多久。“1961年8月10日0时,韩国发生了‘30分钟’一瞬间消失的事件”。“9日晚上11点30分,眨眼之间就成了10日零点。”从那时起,韩国使用比格林尼治快9小时的东经135度时间,与日本没有时差。
朝鲜把同样的30分钟朝相反方向挪动了两次。据BBC 2015年8月的报道,朝鲜引入了“8月15日起把时钟拨慢30分钟的平壤时间”。朝鲜中央通讯社称,“邪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占领期间“连朝鲜的标准时间都夺走了”。当时整个朝鲜半岛原本比格林尼治快8.5小时,1912年被改成与日本时间一致。这一决定让南北双方的时钟相差30分钟。据NPR 2018年4月30日的报道,金正恩委员长在板门店首脑会谈时,看着分别显示首尔和平壤时间的时钟,说这是“令人心痛的事”,随后决定把时钟改回来。这一变更于2018年5月5日实施。在朝鲜半岛,30分钟既成了殖民的记忆,也成了和解的信号。
韩国1954年的变更和朝鲜2015年的变更,理由都是清除日本殖民的痕迹。同样的名义并没有带来同样的时钟。由此可见,标准时是国家在不同时期各自作出的选择。
6. 美国:时区归州,夏令时日期归联邦
美国展示了用法律处理时区和夏令时的方式。《美国法典》第15编第260a条规定,在“每年3月第二个星期日凌晨2时开始、至11月第一个星期日凌晨2时结束的期间”,各时区的标准时拨快1小时。这一条款由1966年4月13日的第89-387号公法,即《统一时间法》制定。夏令时的起止日期在1986年(由4月最后一个星期日改为第一个星期日)和2005年(3月第二个星期日、11月第一个星期日)两度修订。
不过,法律留了例外。同一条款规定,“完全位于一个时区内的州,可以通过法律免于适用夏令时条款”。但它附加了条件:此时“全州(包括所有下级行政区)都须遵守标准时”。联邦统一了“何时拨钟”,却把“拨不拨”留给了各州。即便在一个国家内部,时钟也由两层政治,即联邦与州的决定来校准。
中国把时钟本身统一为一个,美国则只统一了拨钟的日期。这也可以与欧洲议会把永久时间的选择留给成员国的做法对照来读。
7. 欧洲:投票决定废除,时钟却还在拨
欧盟曾经决定废除夏令时。欧洲议会在2019年3月26日的新闻稿中宣布,已投票决定“从2021年起结束春秋两季把时钟调整1小时的做法”。表决结果为赞成410票、反对192票、弃权51票。议员们支持欧盟委员会废除季节性时间变更的提案,但把实施时间从2019年推迟到2021年。决定保留夏令时的成员国,“在2021年3月最后一个星期日最后一次”拨钟。选择标准时(冬令时)的成员国,“在2021年10月最后一个星期日最后一次”拨钟。以哪个时间作为永久时间,则“保留由成员国决定的权利”。
此后,欧洲的时钟仍然每年拨动两次。议会的表决要成为法律,需要由各成员国政府组成的理事会达成一致。而哪些国家永久采用夏令时、哪些国家永久采用冬令时,始终没能协调好。议会希望成员国相互协调,以维护单一市场。这一要求恰恰卡在了协调的难度上。和西班牙一样,欧洲的例子也说明,比起改变时钟的决定,达成不改的共识更难。
萨摩亚和朝鲜凭一个政府的决定,在几个月、几天之内就挪动了时钟。与欧洲相比可以看出,作决定的主体越多,时钟就越难挪动。
8. 六个案例共同说明了什么
第一,时区是国家的宣言。中国1949年的单一时间和印度1947年的单一时间,把多个时区合而为一,宣示统一。韩国1954年和1961年的变更,则是国家自行决定属于哪个时间的选择。统一的代价出现在太阳与时钟错位的边缘地带,比如新疆的两小时。
第二,时区是关系的标志。西班牙在1940年与德国对齐时钟,萨摩亚在2011年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对齐,朝鲜在2018年与韩国对齐。和谁用同一个时间,说明和谁站在一边、和谁做生意。
第三,时钟拨出去容易,拨回来难。佛朗哥的一小时和欧洲议会的410票都说明了这一点。一个人的决定改变的时间会延续几十年,多国想要共同改变的时间,表决之后也纹丝不动。世界时区地图上那些歪歪扭扭的线不是地理的错误。它们是政治的地层,记录着各国在何时、决定与谁对齐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