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索福克勒斯真正写了什么:无知与行为的分离、发现与直面
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于公元前5世纪把《俄狄浦斯王》(Oedipus Tyrannus)搬上舞台。两千多年来,它是西方文化史上被引用和改编最广泛的文本之一。然而,在后世无数的改编和理论借用中,有一个误解最为严重:人们普遍认为,这部悲剧讲的是“隐秘的悖伦欲望”。细读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就会发现,俄狄浦斯从未有过一次弑父或与母亲同床的欲望。恰恰相反,为了躲避神谕的诅咒,他主动离开养父母所在的科林斯,拼命出逃。
剧中,伊俄卡斯忒安抚惊恐的俄狄浦斯,说道:“世人之中,许多人早已在梦中与母亲同床;只有把这类事看得无足轻重的人,才能最安然地度过一生。”(Perseus数字图书馆Jebb译本,第980~983行附近)后来,弗洛伊德把这段话引为证明人类普遍存在无意识欲望的主要论据。但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语境中,这句台词不过是一番凄切的安慰。她把不祥的神谕贬为不值一提的幻想,想借此延缓俄狄浦斯走向毁灭。而俄狄浦斯既是她的丈夫,也是她的儿子。
在全剧高潮,俄狄浦斯追问忒拜的老牧人,终于明白了自己出生与血统的真相。他这样哀号:“啊,啊!一切都应验了,一切都是真的(Oh, oh! All brought to pass, all true)!”(Perseus Jebb译本,第1182行附近)随后,他从自尽的伊俄卡斯忒衣服上摘下金别针,刺瞎了自己的双眼(Perseus Jebb译本,第1268~1279行附近)。这并不是屈服于神之诅咒的消极姿态。在光明的世界里,他没能看清自己的无知与罪过。如今他亲手弄瞎肉眼,要在灵魂的痛苦中把这一切完全承担起来。这是一个主动而严酷的伦理抉择。
全剧最后的合唱(歌队)以一句冷峻的警告作结,指向人类存在的不稳定:“任何凡人,在摆脱痛苦、越过生命的边界之前,都不要称他幸福(call no mortal happy until he has crossed life's border free from pain)”(Perseus Jebb译本,第1528~1530行;参见:古登堡计划F. Storr译本)。广为流传的“不要断言任何人幸福(count no man happy)”只是后世的意译。原作的核心在于冷峻地凝视:在无尽的偶然与命运的波涛中,人类的知识与确信何等脆弱。
2. 亚里士多德《诗学》第11章:突转与发现的最理想结合
把索福克勒斯的悲剧推上文学形式论顶峰的理论家,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他在《诗学》(Poetics)第11部分(S. H. Butcher英译)中,定义了决定悲剧情节成败的两个核心概念:“突转”(Peripeteia, Reversal of the Situation)与“发现”(Anagnorisis, Recognition)。他还把《俄狄浦斯王》作为核心范例。
亚里士多德所关注的突转,是指剧中人物行动的意图,因情势的必然性或可然性,恰好导向截然相反的结果。他在《诗学》第11部分中这样说明:“在《俄狄浦斯王》中,来自科林斯的报信人本想让俄狄浦斯安心,解除他对母亲的恐惧。但他揭开了俄狄浦斯的身世之谜,反而造成了相反的结果。”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明确指出:“最好的发现与突转同时发生,如《俄狄浦斯王》中那样(The best form of recognition is coincident with a Reversal of the Situation, as in the Oedipus)。”
这里需要注意一个学术上的严谨之处: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用感情化的最高级修饰语来赞美俄狄浦斯。他是一位冷静的分析者。他引用索福克勒斯的文本,是把它当作代表性的结构机制。他要借此说明,有别于简单情节(Simple Plot)的复杂情节(Complex Plot),如何有效地向观众传递怜悯(Pity)与恐惧(Fear)。也就是说,俄狄浦斯的悲剧性与其说来自主人公的道德缺陷(hamartia),不如说来自形式上的完整:人类智识的局限,以及意图的悖论。
这一分析着眼于意图与结果相背离的结构。把它与弗洛伊德的解读并置来看,便能发现同一部剧从形式的典范变成了欲望的镜子。
3. 弗洛伊德的挪用路径:从《梦的解析》到1910年的概念化
进入20世纪,索福克勒斯的古典文本经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学,被彻底重构为一套阐释人类普遍无意识的象征体系。弗洛伊德在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第5章(依据A. A. Brill 1913年英译本)中,首次提出了他对《俄狄浦斯王》的独到解读:
“他的命运之所以打动我们,只是因为那也可能是我们的命运——因为在我们出生之前,神谕就把降在他身上的同一诅咒降在了我们身上。也许,我们所有人的命运,都是把最初的性冲动指向母亲,把最初的仇恨和最初的杀戮愿望指向父亲……”
弗洛伊德认为,观众观看古希腊悲剧时感受到的深深战栗,并不只是对一出命运剧的感触。每个人在童年都经历过一些原始冲动,随后又把它们压抑进无意识,即对母亲的性依恋和对父亲的敌意。这些冲动在舞台上像照镜子一样被揭露出来,这才是战栗的根源。
但从学术史的角度,有一点必须严格区分:在《梦的解析》初版(1900)时,“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这一单一名词术语尚未确立。据弗洛伊德研究者罗歇·佩龙(Roger Perron)的分析(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Psychoanalysis),弗洛伊德首次在正式著述中把这一术语付诸印刷,是在1910年发表的论文《男性对象选择的一种特殊类型》(Über einen besonderen Typus der Objektwahl beim Manne)中。正是在这篇论文的德语原文里,他才正式使用了“处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支配之下(unter die Herrschaft des Ödipuskomplexes)”这一说法。(同在1910年1月,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欧内斯特·琼斯也在论文标题中使用了这一术语,推动了这一概念的制度化。)弗洛伊德的这种挪用(Appropriation),把古代悲剧中社会与司法层面的责任结构,还原为个人内心力比多发展的冲突。就此而言,它构成了批评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把1900年的解读与1910年的术语分开来看,就能看出这一概念是逐步定型的。“俄狄浦斯情结”可以理解为后世解读所起的名字,而不是原作本身的东西。
4. 马克斯·弗里施《能干的法贝尔》:技术官僚式的盲目与时间、死亡的冲突
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1957年发表了小说《能干的法贝尔》(Homo faber: Ein Bericht)。在20世纪工业技术社会的语境中,这部代表作最精巧地复活了俄狄浦斯母题。主人公瓦尔特·法贝尔(Walter Faber)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技术援助工程师。他只信任数学概率、机器的运转原理、精密计算和客观观察,是彻头彻尾的“工具理性”的化身。
法贝尔在乘客轮航行途中偶遇年轻女子扎贝特(Sabeth),并爱上了她。但直到旅程的终点,他都不知道她是自己的亲生女儿。扎贝特的母亲是他从前的恋人汉娜(Hanna),他当年曾劝汉娜堕胎。文学研究者莫妮卡·伯斯(Monica Birth)在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过一篇深入分析的论文(Revista de Filología Alemana, 2002)。她认为,法贝尔与扎贝特的关系体现了“在无罪的无知中被命运纠缠在一起的俄狄浦斯式结构(innocent, unknown, fated – in other words, Oedipal)”。伯斯追踪了小说中处处可见的眼睛(Eye)象征和被蛇咬的事件。她还分析了法贝尔的技术官僚式执念:他试图借助相机和打字机这类机械媒介,强行让鲜活的时间之流停下来。
金仁顺(Kim In-soon,2021)的德国现代文学研究(KCI收录论文)同样把瓦尔特·法贝尔界定为现代的俄狄浦斯。在现代条件下,他被理性的傲慢蒙蔽双眼,一步步走向毁灭。法贝尔的悲剧,象征着20世纪技术文明毁灭性的自负。这种文明不承认自然与时间、疾病与死亡这些人类处境的有限性,相信一切都能用数字来控制。
研究者所用的“无罪的无知”这一说法,与对索福克勒斯原作的解读相契合。由此可见,法贝尔身上的俄狄浦斯性不在于欲望,而在于不知情时犯下的行为。
5. 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无知不能免除责任
捷克裔小说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代表作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这部作品1984年以法译本出版(BnF书目),1985年在多伦多出版捷克语原文本(美国国会图书馆书目)。在书中,他把俄狄浦斯神话变成了最尖锐的政治伦理思考工具。
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苏联坦克碾碎。此后,主人公外科医生托马斯(Tomas)看到,曾参与共产主义政权清洗与暴政的官员们纷纷声称自己清白:“我们对斯大林主义的暴行毫不知情,只是被共产主义理想欺骗了。”这一幕让他深感幻灭。托马斯在投给周刊的政治随笔中召唤了俄狄浦斯。俄狄浦斯完全不知道,他在床上拥抱的女人是自己的母亲,在路口杀死的老人是自己的父亲。可是,这种无知免除了他的罪吗?俄狄浦斯没有以“我不知道”为借口留在王位上。他亲手刺瞎双眼,踏上流浪之路,以全身心承担起后果的沉重责任。
正如皮霍娃与莱茵(Pichova & Rhine,1997)的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JSTOR)所确认的,在昆德拉的文本中,俄狄浦斯并不是心理欲望的表征。他是一个隐喻,代表知识分子在历史灾难面前应当坚守的“道德责任”(Responsibility)。当局逼迫托马斯撤回文章。托马斯拒绝妥协,结果被医院解雇,沦为擦玻璃窗的工人。昆德拉借俄狄浦斯正面揭露了现代掌权者的伪善:他们拿无知(Ignorance)当不在场证明,企图逃避历史过错的责任。
昆德拉的解读,与把原作中的自残场面看作承担责任的解读一脉相承。由此可见,同一个神话,在弗洛伊德那里是欲望的镜子,在昆德拉那里则是责任的隐喻。
6. 电影的改编:《野战排》的三角结构与帕索里尼的原作改编
银幕媒介同样不断重新诠释俄狄浦斯神话的叙事装置。电影《野战排》(Platoon)由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执导,1986年12月上映(AFI目录;BFI电影档案),获得第59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奥斯卡官方记录)。这部电影在美国文学研究界成了俄狄浦斯式批评的一个值得关注的对象。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学术注意点。奥利弗·斯通导演本人在正式访谈中,只是把两名士官伊莱亚斯(Elias)和巴恩斯(Barnes)比作希腊英雄“赫克托耳与阿喀琉斯”,从未说过他有意采用俄狄浦斯叙事。新兵克里斯·泰勒(Chris Taylor)、道德上的父亲形象伊莱亚斯、暴力而原始的父亲形象巴恩斯——把三者的关系解读为“俄狄浦斯式三角结构”(the oedipal structure)的,是雷根斯堡大学美国学研究者克里斯蒂娜·尤迪特·海因(Christina Judith Hein)的学术论文(COPAS, 2012)。海因用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框架进行批评。她分析了克里斯如何在两位父亲之间协商相互竞争的男性气质,最终作出毁灭性的选择。这是研究者对电影文本的解读,不应与导演的创作意图混为一谈。
另一方面,意大利电影大师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1967年完成了电影《俄狄浦斯王》(Edipo re)(BFI电影记录)。它把神话的原始质感搬上银幕,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影片由佛朗哥·奇蒂(Franco Citti)和西尔瓦娜·曼加诺(Silvana Mangano)主演,在摩洛哥荒凉的沙漠中拍摄(BFI评论)。影片以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法西斯时期为序幕,以现代博洛尼亚广场为尾声,把古代神话放在两者之间。它借此用画面有力地表明:神话不只是过去的遗物,而是一面永远处于现在时的镜子,映照出现代人被压抑的内心与阶级焦虑。
把两部电影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神话走上银幕的路有两条。一条是导演直接改编原作,另一条是研究者事后解读出来。
7. 勒内·基拉尔的替罪羊理论:平息社会危机与集体投射
法国人类学家、哲学家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通过1972年的著作《暴力与神圣》(La violence et le sacré)第3章和多篇论文,把俄狄浦斯神话从弗洛伊德式的性欲话语中彻底解救了出来(互联网哲学百科全书(IEP)解说)。
在基拉尔看来,悲剧开端忒拜那场可怕的“瘟疫”(Plague)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传染病。它是一场“社会无差别化(undifferentiation)的危机”:共同体内部的等级与差异崩塌,人人对人人的模仿性暴力四处沸腾。当共同体濒临崩溃时,人们会启动“替罪羊机制”(Scapegoat Mechanism),把一切灾祸的根源转嫁到某一个异常的人身上。俄狄浦斯有跛足这一身体缺陷,又出身异乡,处在边缘位置。他是承担一切污染与罪恶(弑父与乱伦这两项共同体最严重的禁忌)的最理想目标。共同体把他驱逐出城,一举化解内部的暴力张力,恢复了秩序。
不过,基拉尔的理论同样不应被神化为绝对的历史事实。学界的评论著作《The Oedipus Casebook》(2020)等指出,基拉尔的替罪羊框架试图用单一机制解释人类所有的仪式与神话,带有还原论的风险。基拉尔的洞见应被当作一个有力的批评假说来接受。它表明,俄狄浦斯神话可以成为一面透镜,用来剖析的不是个人无意识,而是集体暴力与猎巫的政治学。
把基拉尔和昆德拉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同一场放逐有不同的读法。在昆德拉那里,它是主动承担的责任;在基拉尔那里,它是共同体强加的罪。
8. 蔡万植剧本《沈奉事》与改编比较的四大原则
俄狄浦斯式的弑父母题,在韩国近代文学的改编实验中也催生了独特的变奏。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作家蔡万植全面重新诠释了传统盘索里《沈清传》,写成剧本《沈奉事》(1936年7幕本)。这部作品展现了古希腊悲剧与韩国叙事传统的碰撞,是最有趣的比较文学案例(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辞典)。
据申灿京(Shin Chan-kyung,2021)发表于《语文论集》的研究(KCI正式页面链接),《沈奉事》先有1936年7幕本,光复后又于1947年改写为3幕本,结局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崔妍秀(Choi Yeon-su,2025)发表于《盘索里研究》的论文(KCI论文),关注1936年7幕本打破常规的结局。沈奉事得知沈清跳入印塘水后没能生还。他认识到一个可怕的真相:自己想重见光明的自私贪欲,把无辜的女儿推向了死亡。他把奇迹般复明的双眼再次刺瞎,主动选择了“第二次失明”(Second Blindness)。
崔妍秀论证说,这一结局在亲手刺瞎双眼的外在形式上,与俄狄浦斯王的自残完全重合,但背后的伦理结构截然不同。俄狄浦斯的失明,是在无法逃避的阿波罗神谕与命运之网中发生的悲剧性顺从。而蔡万植笔下沈奉事的第二次失明,并非出于神谕的强制。那是他直视自己的伦理罪过、要亲手完成赎罪的“自主道德决断”。由此,我们可以确立比较古典神话改编时应遵守的**四大分析原则**:
- 先核对原作中的文本事实:在贴上后世的象征或心理学标签之前,应先如实确认古代原作中实际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就是无知、发现和自残。
- 写明是谁在解读:提出批评假说或理论时,必须写明弗洛伊德、基拉尔、海因等相关研究者的名字,并以其作主语。这样才能把解读与客观事实区分开来。
- 警惕以偏概全:有的研究只分析了一部电影(《野战排》)或一部小说。不能仅凭这样的研究,就草率地为整个类型或整个时代下定论。
- 透过形式上的相似辨别伦理差异:有些作品的表面情节与原作相似,如蔡万植的《沈奉事》。即便如此,也要细致辨明二者在哲学上的根本差异,即宿命论与自主的主体性之别。
俄狄浦斯神话的生命力,不在于把过去的悲剧像化石一样封存起来。不知与知、行为与责任、集体暴力与个人的伦理赎罪,都是人类存在的永恒问题。每个时代都用新的视角检验并拓展这些问题。神话的生命力,就延续在这种智识张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