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2035年全面淘汰燃油车”口号背后的法律与缓冲安排
过去几年,全球汽车业和能源市场的头条,一直充斥着“到2035年汽油车、柴油车将彻底消失”这类断言。有人称赞这是应对气候危机、实现碳中和的历史性转折。另一边,司机们担心10年后就不能再开现有的车。电动车起火、充电不便,也让怀疑情绪蔓延。但如果直接去看立法机构的法律条文和政府行政命令的原文,就会发现现实中的制度并不是靠一道统一的“禁售令”来运作的。
从法律上看,核心并不是把内燃机这种机械结构定为违法或予以没收。它针对的是车企新投放市场的“新车(New registrations)”。法规测量这些新车行驶中的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强制车企在规定年份前分阶段把它降到零。也就是说,2035年以后,已经买下的燃油车仍可合法上路,二手车交易也不受限制。此外,各国还根据各自的产业基础、电网状况和政治共识,设置了精细的法律缓冲机制。其中包括e-燃料(合成燃料)例外、插电式混合动力车(PHEV)的认可比例,以及中间年份的车企销售配额等。本文依据欧盟、德国、英国、挪威和美国的法规及官方统计,梳理燃油车转型的真实时间表和现实制约。
2. 欧盟第2023/851号条例:2035年减排100%与2030年中期目标的法律约束力
决定欧盟转型时间表的最高法律依据,是2023年4月通过的《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第(EU) 2023/851号条例》。据欧洲议会的官方立法说明,道路交通约占欧盟二氧化碳(CO2)排放总量的五分之一(20%)。其中70%以上来自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厢式货车)。为此,作为2050年实现气候中和的一揽子法律“Fit for 55”的一部分,欧盟全面修订了新车排放标准。
这项条例的核心,是从2035年1月1日起,在欧盟境内销售和注册的所有新乘用车和厢式货车,行驶排放都必须比2021年基准减少100%。这意味着尾气排放必须为0克CO2/公里。因此,实际上只有纯电动车(BEV)和氢燃料电池车(FCEV)能够达标。不过,为了避免对市场造成剧烈冲击,立法者设定了2030年中期目标。到2030年,乘用车须减排55%,轻型商用车须减排50%。条例还明确规定,车企如未达到排放目标,每超标1克/公里,每辆注册车辆须缴纳95欧元。这是一笔数额巨大的超额排放费(罚款)。
这项条例表明,它针对的是新车的排放量,而不是发动机结构。从2030年中期目标和罚款来看,可以认为车企承受的压力在2035年之前就已开始。
3. 德国争取的e-燃料(合成燃料)例外:内燃机的技术生存线与现实局限
在欧盟第(EU) 2023/851号条例最终通过的过程中,外交冲突最激烈的焦点,正是“德国的反对与e-燃料(e-fuels)例外条款”。2023年3月最终表决前,德国联邦数字与交通部(BMDV)接受了保时捷等高性能跑车厂商和精密机械零部件行业的诉求。它要求保证2035年以后,只使用“碳中和燃料(e-fuel)”的燃油车仍可注册。这种燃料是利用碳捕集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电力合成的。德国借此一度阻止了法案通过。
欧盟委员会最终提出妥协方案,在条例序言(Recital 11)中加入一项条款,承诺制定e-燃料专用车辆注册所需的技术法规(授权法案)。内燃机本身因此免于在法律上被永久清除。但据国际能源署(IEA)和欧洲环境署(EEA)等机构分析,e-燃料的全过程能效(Well-to-Wheel)只有纯电动车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纯电动车是把电直接充进电池来驱动电机。合成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绿氢和电力,生产成本非常高。因此专家普遍认为,e-燃料很可能不会用于大众量产车。它更可能停留在高价跑车、经典车,或航空、航运等无法电动化的特殊领域,成为一项小众技术。
由此可见,法律上允许和在市场上存活是两回事。与其说e-燃料条款是大众车型的出路,不如把它看作一个狭窄的例外。
4. 英国的反复与ZEV强制令:2030年分阶段淘汰与车企配额(从22%到80%)
在政治争论中,英国淘汰燃油车政策的表面目标年份几经调整。但支撑它的法律机制,已经落实为一套非常强硬的配额制度。2020年11月,英国政府发布“绿色工业革命十点计划”,宣布到2030年停止销售纯汽油、纯柴油新车。2023年9月,首相里希·苏纳克以减轻消费者负担为由,宣布将目标推迟5年至2035年。2024年7月上台的工党政府则正在推进一项分阶段方案:把停售纯燃油新车的目标重新改回2030年,同时允许混合动力车型销售到2035年。
不过,比媒体上的政治时间表之争更重要的,是2024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英国成文法《2023年车辆排放交易计划令》(The Vehicle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s Order 2023, SI 2023 No. 1355)。这项法令规定了所谓的“ZEV Mandate(零排放车强制令)”。所有在英国销售车辆的车企,都必须逐年提高零排放车(ZEV)在年度乘用车销量中的比例。具体是2024年从22%起步,2025年28%,2028年52%,2030年80%,2035年达到100%。车企如果达不到法定比例,又没能从其他车企购买排放额度,就要为每辆未达标车辆缴纳惩罚性罚款,2024年的标准为15,000英镑(约2,600万韩元)。也就是说,在宣示性的禁令之前,法律上已经确立了一种结构:通过销售配额,每年强制削减燃油车的出货量。
这表明,即使公布的目标年份变了,真正约束出货量的是配额法令。两者的差别也随之显现:欧盟要求降低平均排放量,英国则规定销售比例。
5. 挪威的奇迹与真相:靠税收政策和基础设施,而非法律“禁令”,实现80%~90%的电动车占比
在全球淘汰燃油车的讨论中,最领先的典范无疑是挪威。挪威议会很早就定下国家目标:到2025年,所有新车销售都转为零排放车。据挪威统计局(Statistisk sentralbyrå, SSB)的官方车辆注册统计,2023~2024年,纯电动车在挪威新注册乘用车中的占比已超过80%。个别月份甚至超过90%,实际上提前实现了目标。
但与许多人的误解不同,挪威政府从未用刑法或强制性行政处分来“禁止(Ban)”燃油车销售,一次也没有。挪威拥有以水电为主的廉价电力和较高的收入水平。在此基础上,精心设计的“税收与充电基础设施”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挪威历来对进口车辆征收很高的注册税和排放税,燃油新车价格因此高得惊人。在此之上,挪威又通过立法,对电动车全额免除高达25%的增值税(VAT),免征注册税,并规定公共高速公路通行费和轮渡费最多只收普通车辆的70%。结果出现了价格倒挂:同一级别的车,因为税负,买燃油车反而比买电动车贵得多。让消费者出于经济上的理性而不是被迫去选择电动车,并抢先在全国建起密集的公共快充走廊,这才是挪威转型的真正关键。
这表明,高电动车占比不一定来自禁令。不过,也要同时看到廉价水电和高收入这些背景条件。
6. 美国加州CARB的ACC II法规与联邦环保署:2035年100%零排放车,允许20%为插电混动
经济规模居全球第五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电动化政策的推动者。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CARB)最终确定的“Advanced Clean Cars II(ACC II)”法规,分阶段规定了2026年款到2035年款车型的零排放车(ZEV)销售比例。车企须从2026年的35%起步,2030年达到68%。到2035年,在加州销售的所有新乘用车和轻型卡车都必须100%是零排放车。
值得注意的是,CARB并没有只认纯电动车(BEV),而是把相当务实的灵活性写进了法规。根据ACC II法规,在2035年100%的强制配额中,车企最多可以用“插电式混合动力车(PHEV)”填补20%。但享受这项待遇的PHEV,纯电模式续航至少要达到50英里(约80公里),并须满足严格的排放质保要求。纽约、华盛顿、马萨诸塞等美国人口多、汽车保有量大的十余个州(Section 177州)原样采用了加州这项法规。它因此直接影响到美国约40%的新车市场。同时,它还与联邦环保署(EPA)的温室气体排放标准相互作用,共同推动转型。
由此可见,“100%零排放车”并不等于“100%纯电动车”。和实际上只剩BEV与FCEV的欧盟标准放在一起看,差别就很明显。
7. 现实的障碍:充电设施的地区分化、电网负荷、平价车型短缺与“鸿沟”
尽管法律和制度指向雄心勃勃的年份,但在全球的实际市场上,明显出现了转型放缓的现象,即所谓的“电动车鸿沟(Chasm,普及前的暂时性需求停滞)”。正如国际能源署(IEA)《Global EV Outlook 2024》报告所指出的,技术尝鲜者的早期购买热潮过去后,普通大众消费者面对的门槛依然很高。
第一,是充电设施严重的地区分化和居住形态问题。有些人能在独栋住宅的车库里用便宜的夜间电慢充。但许多普通百姓住在公寓或多户住宅等集合住宅里,或只能路边停车。对他们来说,公共快充站意味着等待时间长、收费相对较高的双重负担。第二,是输配电网容量的物理极限。大型充电枢纽如果集中在市中心,地方变电站和配电系统的峰值负荷会急剧上升。电网扩容需要数年以上的审批时间和巨额设备投资。第三,是平价车型不足。在政府补贴缩减或取消的国家(德国、法国等),2万~2.5万美元(约2,700万~3,400万韩元)价位的经济型家用车选择不够多。消费者于是又转向混合动力(HEV)车辆。由于这些现实差距,整车厂一边放缓电动车投资节奏,一边加强混动产品线,作出务实调整。
这表明,法定年份和实际普及速度可能各走各的。和先建好充电走廊的挪威相比,可以认为关键在于充电是否方便、价格是否可承受。
8. 八条主线共同揭示的转型真相:不是一刀切,而是产业与监管的精细重组
综合本文梳理的欧盟、德国、英国、挪威和加州的法令与市场数据,可以看出,燃油车的终结并不是某个神奇日子里的一次“断裂”。它是一个法规与市场多层次“重组”的过程。
第一,法律针对的是新车制造商,而不是现有车主。2030年或2035年以后,合法注册的燃油车仍可上路行驶。零部件供应、加油站网络和二手车市场,将在至少15~20年里逐步收缩,走上一条长期软着陆的道路。
第二,“全面禁止”这一政治说辞背后,始终存在各国的现实妥协方案。德国争取到的e-燃料条款、加州写入法规的20%高性能PHEV配额,以及英国ZEV强制令中的灵活性条款,都属于制度上的安全阀。它们承认电动化基础设施尚不完善,目的是防止供应链崩溃。
第三,转型能否真正完成,取决于基础设施的经济性,而不是禁止性法律。正如挪威所证明的,当税收优惠到位、充电走廊密集建成,电动车在使用成本和便利性上全面压倒燃油车时,即便没有法律强制,市场也会自己行动。在剩下的10余年里,全球的成败将不再取决于围绕法定截止日期的政治争斗,而在于如何扩建电网、推动低成本电池创新,以及如何保障公平的充电可及性。